不攀金莲,无理雪莲

谁都看出李雪莲的“正义”“公道”都是荒唐的理由(当然不排除有人认为她做得对的,我对此保留态度),谁也都看出这电影在批判“官僚主义”。可它批判的官僚主义到底重点在哪方面呢?
包括官方说法,以及大多数人的评论都认为,它讽刺的是将“自保”放在“为人民服务”之上的官场作风,有人认为对此的批判力度太弱,所以指责导演做得不到位。我个人认为重点不该放在这里。
片中一个关键情节,李雪莲第一次到北京告状,拦住了“首长”的车,然后首长在开会时发飙,指示一下去就撤了一批官员。这恰恰是本片对官僚主义的批判最集中的地方。
简单说一句话就能明白,李雪莲的诉求根本是无理取闹,而包括法院的判决、院长表示程序已结束不再受理、让李雪莲到检察院告贪污渎职、县长和市长的不予理睬,实际上做得都是正确的(虽然部分细节上体现官僚主义作风),都是按正确程序处理与建议,做的也都是份内工作,无理的始终只有李雪莲一人。为何一群做了正确事情的官员,要因为一个无理取闹的人被撤职?
这恰恰是最集中的讽刺。那位首长并非是体恤人民,相反是片中官僚主义最集中的代表。因为告状者的一面之词,不问是非便要“为民做主”。比起为了自保而不择手段的下层官员,这种整天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嘴边,却罔顾程序正义、是非真相的居高位者不是更可怕吗?
电影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让他冠冕堂皇地说教,那段掷地有声的批评,正相反是更大的讽刺呀。
所以电影以这一情节为分水岭,前后是两种风格。
之前,李雪莲处处碰壁,但官员并未体现出明显的官僚主义作风(前市长怕省长检查精神文明建设,这是面子工程),而李雪莲认为这些人不为自己做主,就一口气全都告上去。
之后,首长一道指示下去让一批官员撤职,有了这前车之鉴,那些继任者们才开始为李雪莲惶恐不安。而李雪莲又遇到名誉权纠纷,只不过采取了错误手段。这也体现她因第一次的闹剧而直接放弃对整个司法体系的信任这种重度偏执型人格。
但,如果要说官僚主义,其实人人自保并不可怕,后面全县搜捕也只是种夸张表达,一个人为了保住自己的财富、地位而采取些措施,这难道不正常吗?更何况我并没发现他们采取的措施有不妥之处,反倒是李雪莲的步步举动使他们精神崩溃。
所以我甚至认为电影并没有讽刺官员一心自保的举动,故意突出这些行为只是一种障眼法,为了讽刺这些行为的源头——身居高位者高举“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一拍脑门子便随意下达的指示。下层官员做得越荒唐,不就越衬托这种随意撤职的事情多可笑吗?包括张嘉译最后的反思,都是障眼法。
如果导演的想法确实如此,那还真是有些艺术呢。

冯小刚的电影似乎感觉是所有导演中最接地气的,因为他总在拍商业片没拍过什么艺术片。不知道为啥我国群众一提起艺术片导演就觉得他们逼格高人一等,不拍商业片的原因完全是因为害怕钱的铜臭味脏了手,其实艺术片和商业片感觉是两条路没谁更高一等也没谁就一定能驾驭对方的类型,君不见最近一票文艺片大导转战商业片那叫一个惨烈啊,群众们认为他们是失手或者江郎才尽了,我觉得其实他们本来也就拍不好自己熟悉领域以外的东西。
我不是潘金莲这种通过对现实各种弊病的讽刺营造黑色幽默的类型完全是冯导擅长的类型,我去电影院看完感觉真的不错小钢炮的喜剧才华果然还在。结果回来一搜电影影评吓我一跳,大家各种不满觉得女主作觉得讽刺力度太弱还有人觉得讽刺力度太弱等等。
看完这些评价真是让人觉得如鲠在喉,如果非要以主角三观正确与否来判断一个影片的好坏,那雷锋侠一定是最完美的电影。不过这个道理大家在看国外那些电影时都挺明白的,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国产电影这突然有点糊涂起来了。
李雪莲做法的确是不对,电影里反复不止一次的强调了“当年就是因为法院判对了,才有现在的结果。”但李雪莲不接受这个正确而公平的判决,她犯浑闹事想以各种无理取闹来推翻这个正常的结果。按道理说对于无理取闹的人,坚决的驳回就行了,可片中的李雪莲是个偏执狂她一路坚持居然告到首长那里,结果这件事一下子就变成了大事。中国的官场由来都是“”上本位“,他们做任何事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更完美的迎合上级的心思而不是坚决执行法规制度,所以他们能做的只有想尽办法以一个错误去解决另一个错误,导致了李雪莲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最后逼得几级官员寝食难安。片中李雪莲也曾一语点破:“你们干这个干那个不就是怕我去北京上访吗”
对啊因为是上本位以上级指示为第一位的,所以才会有这一切,有的人说县、市级官员怎么可能被一个农妇逼成这样?其实他们怕的不是农妇,而是怕已经得知农妇情况的北京首长的“关心”。难能可贵的是电影基本维持了中立态度没有站在任何一方立场上对另外一方举着道德大旗进行鞭笞,只是通过这荒唐的情节折射出上访的几方各自心中的无奈和苟且。
只是那些不了解现在中国上访真实情况官场真实情况的人们,看到影片一些不符合自己想象部分就各自辱骂的人是无法明白了。曲高者和寡,不管电影里范冰冰裸露多少,这种反应官场生态的片子注定讨不了爱爆米花口味电影的各路吃瓜群众。

《我不是潘金莲》这部电影票房火不火尚未可知,但冯小刚公开向万达开炮并与小王主席互撕,着实让这部电影的话题度先火了一把。但如果继续互撕下去,对于电影内容本身可能并非好事,当形式大于内容,大家的关注点则必然跑偏。既然想赚钱,那就老老实实“闷声发大财”,虽说是谁都不愿意和钱过不去,但还是要奉劝冯导依据,能像姜文那样“站着把钱挣了”的人不多。毫无疑问,得益于刘大作家的犀利和接地气,搭配上冯大导演的鸡贼和幽默,使得这部戏剧冲突满满的电影:故事严肃、气氛诙谐,看似荒诞、却又现实,表面说事、实则讲理,讽刺当下、意味深长。这是一部讽刺现实的电影,也是极具批判精神的作品,留给观众很多空间去回味,也抛给大家很多问题去思考,个人还是喜欢的。
话方圆
从影片的形式上,全片大部分时间都是圆形画幅,对比正常荧幕,虽然方形画面小了许多,却也更容易聚焦。每一幕都犹如园林框景一般,观景之美感极强,荧幕上画面之外的漆黑一片,就如同国画的留白,给观众丰富的想象空间。这样大胆的形式创新,似乎就是为讲好这个故事量身订制一般。电影的安排故意设计成一个看似自相矛盾、并不成立的故事,起点和终点都很讨巧,起于李雪莲为分房而假离婚,开始上访;终于负心汉秦玉河死于交通事故,准备上吊。而中间的过程则是针针刺血、口口叨肉,对官僚主义的批判不遮掩、不客气、不留情,以至于在影片播放到最后10分钟之前,我都在想这个片子是怎么过审的,好在最后借马市长之口结尾“神点题”,虽有画蛇添足之感,但若没有想必此片也无法立足。观影之后复盘一下便不难解惑,开头以圆引入,结尾从圆而出,使得本来很方的一部电影顿时化圆。规有直臂,却可画圆,矩非直尺,亦可成方;可见方圆之间实为无间,是圆亦方、方亦圆。本片为了保其内方之筋骨,不得不披上了圆的外衣。实际上画幅之圆恰恰显示了编剧和导演性格的方,而方则为了事权贵不得已而为之的圆。形式上的方圆,不过是为了进一步营造影片内容上最大的冲突点。李雪莲的方VS各级官员不敢方之圆。这场拉锯20年的方圆之争让人们不禁思考:究竟是圆能保方,还是方能破圆?
说人名
    影片的人物姓名设计,似乎都在含沙射影名正言反。王公道法官依法判案,却没有给李雪莲一个“公道”,就是在说“枉公道”;法院专职委员董宪法,更是实不符名,对宪法和法律一窍不通,心底宁愿去做个牲口牙子也不愿干这份差事;贾聪明想借为领导分忧之名行“自我进步”之实,却不料弄巧成拙制造更大的麻烦,实实在在是“假聪明、真愚蠢”;而前任史为民(影片中改为史惟闵)县长,碰到李雪莲谎称自己是秘书,遇事就躲、心中无民,难道意指为民之官皆存于历史?继任县长郑重想要李雪莲不再上访的郑重承诺,却逼得不敢郑重签字的李雪莲再次上访,郑重在市长面前实在不郑重。原著小说中荀正义、储清廉在电影中化名为荀正一、储敬涟,虽然隐晦却也没有隐藏住反讽之锋利。如果把这些极具“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官名设计,都归功于冯导的大胆和犀利则多少有些张冠李戴,上述谐谑的官名和荒唐的情节,皆出自大作家刘震云笔下。这满纸荒唐言,却并非糊涂味,这一股认真劲儿,又反衬出多少人不敢较真儿?既然说到人名,那么下面就聊聊片中的线索人物李雪莲这个名字,雪莲到底有理无理?
讲道理
 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非要承认假离婚为真离婚,然后再真离婚,这不是闹了笑话么?原著中两人假离婚的原因是“为孩子”,而电影中则变成了更加讽刺现实的“为房子”,这是因为放开二胎使得讽刺计划生育失去了意义。李雪莲当初为了假离婚,言之凿凿,骗的民政助理老古团团转;等到她到法庭想证明真是假离婚,信誓旦旦,又气的老古说翻案就是打政府的脸。也正因此,法官王公道才在法庭上称本案人证物证清楚,判决这桩所谓假离婚为真离婚。而正因为这个官司法院判对了,才导致了李雪莲20年的漫长告状之路。而即使这个案子真得判错了,雪莲伸冤也该向上级法院提起,而不是执意找政府来翻案,这是典型要求行政干预司法的案件。此案究其起因,恐怕雪莲无理。
 人大代表本是代表人民、为了人民去开会的,最终闹得反倒要防着人民,这不是闹了笑话么?原著中的李雪莲本来只想折腾2个月,却不曾想最终闹了20年。芝麻都滚成了香油,蚂蚁都压成了蚂蚁酱,可最后还是闹得稀里糊涂、没搞清楚。二十年的告状经验积累,练就了李雪莲不仅能告、更是会告。人大代表们准备一年,就等这十几天,而李雪莲也是找准时机,消停一年,也就闹腾这十几天。找准时机比找准政策依据还有效,这着实有些可笑。细想这可笑的过程中,李雪经历过第一次误打误撞拦了首长的车后,就再也不在本地告状,虽说现行的《信访条例》并不能溯及既往,但一心只想着去北京拦车告状、诉苦伸冤,而对地方官员一概不听、不理、不信,李雪莲20年的告状历程确实有些认死理,且先不说这理是正理还是偏理。
马市长前往雪莲的小店试图劝说并确认其不再告状,结果被回了一句:“牛说话我听,你们官员说话我不听”,对牛弹琴变成了对官弹琴,这不是又闹了笑话么?冯导的一句“我是不怕事的,我们李雪莲也是不怕事的”,道破了一众告状者的心态,说白了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在从严治党、高压反腐、轮回巡视的态势下,更为贴切的说法应该是“光头的不怕戴帽的”。但如果老百姓都借着这种心态无理取闹,岂不是乱了套。可能有人会说李雪莲不怕事,为何各级官员都怕事呢?法院本是官司铺,为何还怕有官司呢?在影片结尾处给出了部分答案,假借马市长之口点题:官员不敢担当,不对老百姓负责,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根源。但实际上,有个别告状者已经成为职业上访户,其无理远甚于李雪莲,其能闹也远甚于李雪莲,面对他们的无事生非、无理取闹,以进京访来要挟,很多地方政府是一让再让、退了再退,无奈拿钱了事。这些无理的纠缠,使得地方官员不想追求真理、不敢坚持真理——有理无理分不清、真理假理辨不明。
论对错
既然上面讲道理都是说给李雪莲听的,那么下文论对错就要针对影片中出现的各级官员了。毫无疑问,这些官员们对李雪莲造成的伤害,远大于李雪莲给他们带来的不利。为何李雪莲执意问真假,官员们无心论对错?
首先,是否站对了立场,这是政治问题。在各级官员眼里,李雪莲是个刁民,而在李雪莲心中,所有不管她的事的官员都是贪官。这种互相带着有色眼镜看人的官民关系,只会增加矛盾、加剧冲突导致对立。官员们如果不把群众当麻烦,不怕群众添麻烦,就不会有官司铺怕官司这样的事情发生。摘了管帽、脱了官服,作为老百姓的官员还会怕老百姓么,当然不会。为何坐上了官椅子,有了官威还生了怕?只因他们坐上了椅子的同时,也摆偏了位置,坐在了群众的对立面。李雪莲们根本都不用动手,用她的脚就摘掉了这些冷漠、懈怠官员的帽子,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其次,是否干对了方向?这是能力问题。为何想为民办事却越办越糟?真想还是假想。恐怕为保管帽是真相,为民办事是假想。无论老百姓上访还是上诉,官员们一心想着息诉罢访,琢磨着怎样去息事宁人。老百姓的目的是息事,把自己反应的问题给解决了;而官员们则只是想着如何宁人,让信访人别再闹腾。这样的拧扯最终导致了严重的错位:老百姓不知疲倦地跑到北京告状,而官员们则疲于奔命地去北京截访抓人。很多信访人走信访这条路就是为了节约成本,却不成想政府为了应对这些信访人,投入了更为巨大的社会成本。为官一方,若是忘了初心、失了公心、没了进取心,担当就都成了担心。
再次,是否找对了路子,这是方法问题。从最初的只对着李雪莲“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到想通过其前夫秦玉河劝说李玉莲别再告状来“曲线救人”(原著中还有搬出两人的孩子李有才劝说无果),到最后又在单恋李雪莲几十年的找大头身上做了篇失败的文章,可以说地方官员们也是绞尽脑汁、费尽周折,想方法、用技巧,最后都无用,只能用最笨的“看人”方法来阻止李雪莲出门上访。这些看似有效、实用的方法,都有导致问题更成问题的方法。无论官民,都应享有同样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而这一切的依据只有也只能是:宪法和法律。全社会都应形成共识:法制应当成为公共管理的基本依据,而法治更应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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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期待的心看完了《我不是潘金莲》。
开头只觉得这就是个笑话。
她把一件为了钻政策空子而导致的事情,非要弄到法院,法院做出了正确的判决却“辜负”了她,身为法盲的她便一直在告状,而真正该用法律解决的事(侵犯名誉权)却不到法院告,忙活了十多年,认为周围所有人都在伤害自己。
本来看到这里是该同情她的,但我一点不同情。忙活十多年,但从出发点到方式方法都是错的。这部电影讲上访,可上访难道就是像这样根本不走正常程序而是一味地一层层告上去?当然,片中也交代了这点,所以不谴责了。
关键在于电影所批判的“官僚主义”。

金莲无耻,可金莲却“有幸”遇到了西门大官人,享了一时乐;
雪莲无理,只因雪莲不幸遇到了“畜生”秦玉河,遭了一世苦。
是不是潘金莲,关乎自我道德约束,其批判也主要在于道德层面;而是不是李雪莲,关乎自我法律意识,其判定也主要在于法律范畴。要我说,你不是潘金莲,却也不该是李雪莲。

「没有你们十年前判错的案子能有今天吗?」
「十年前正是因为判对了,才有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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